【视频】| 铜川籍，老兵回家公益发起人! 孙春龙-铜川1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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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川1958
ID：tongchuan1958
来源｜华商报 记者｜李勇钢
视频｜孙春龙演讲《老兵回家》
孙春龙简介
孙春龙，男，1976年生，陕西铜川人。曾经《瞭望东方周刊》社会调查部主任、主笔。2005年在缅甸的一次采访之后，他的人生轨迹从此与一群长期被故国遗忘、如孤儿般飘泊异域的老兵交织在一起。正处在职业生涯黄金期的孙春龙却突然提出辞职，转而成为“老兵回家”这项公益活动的发起人、策划者。
陕西人孙春龙八年来只做了一件事，寻找流落在世界各地的抗战老兵并尽可能帮助他们回家。随后他又把这些老兵的故事写成了一本书——《没有回家的士兵》。
2016年12月31日14时，孙春龙将携带新书莅临西安曲江书城，进行“没有回家的士兵”专题演讲。届时，著名企业家吴一坚、媒体人王朝阳、贺柯将现场一起参与访谈。
美国大片《血战钢锯岭》的最后，士兵向上级汇报，说医务兵道斯在敌人眼皮底下一共救回来75名伤员，还包括几个日本兵。
那一刻，坐在电影院里的陕西人孙春龙突然感觉心里暖暖的，有一种想哭的感觉。“当时影院里好多人都笑了，也有人对这个细节不理解。但我认为这其实就是人性回归的体现。”12月26日下午，当谈及最近热映的这部美国电影时，孙春龙平静地对华商报记者说。
当天晚上，西安城南一家书吧里，孙春龙带着他的新书《没有回家的士兵》在参加一个小型读者见面会宋伟龙。互动环节，有读者提问说自己的孩子才十七八岁，有浓厚的抗日爱国情结，应该怎么看？
孙春龙笑着回答：“让他看看我的书，让他知道战争不仅有正义和邪恶，还有对人性的摧残。当孩子们知道了痛，相信他们会觉醒。”
这次演讲是孙春龙在国内参加的第十二场与读者之间的互动活动。孙春龙发现，在每一个类似的场合，许多读者都会提到“人性回归”的词语。而“老兵回家”大型公益活动的最终目的追求的也正是这一价值观。
《没有回家的士兵》主要讲述的是孙春龙和他的公益团队寻找、帮助流落在世界各地抗战老兵的故事。有评论认为：透过孙春龙的这本书，读者收获的更多是一段历史的回家、人性的回家。
“金三角”偶遇，揭开一段尘封的历史
1976年出生于陕西铜川的孙春龙曾经做过文学梦。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开始从事新闻工作，并成为国内知名的调查记者。
2005年6月，作为中央媒体记者的孙春龙第一次赴缅甸采访，晚饭后孙春龙到酒店院子里散步，经过一棵大树下时，躺椅上那位刚才还在闭目养神的老年男子突然用汉语跟孙春龙主动打招呼，并称他为“孙先生”。让他有点意外的是，这位穿着裙子（当地称拢基）的老人不仅知道他的名字，竟然还知道他是来自中国的记者。职业的敏锐让孙春龙产生了一探究竟的想法，话题自然是从双方交换祖籍、姓氏开始，然后谈到了“金三角”和毒品。谈起“金三角”，双方就不免扯到了当年国民政府军队从大陆败退到中缅边境的话题。
从老人口中，孙春龙听到了“国殇墓园”这个地方。
回到北京，孙春龙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寻找有关二战时国民政府军队入缅作战的资料。在王府井附近一家书店里，他看到了刚上市不久的《国殇》，第一次知道了国殇墓园的确切位置在位于中缅边境的云南腾冲。
2007年，孙春龙终于找到途经腾冲的采访机会。他在日记中这样写国殇墓园：大门并没有我想象中的气派和肃穆。但是，当我顺着松柏掩映的石板路拾级而上，绕过忠烈祠，抵达墓地的时候，那种久违的震撼和激动还是如排山倒海般袭来。
整个山坡上，竖满了密密麻麻的墓碑，青苔遍布的墓碑按建制整齐地排列着，碑文简单到只有军衔和姓名。
关于这块墓地和有关战争，孙春龙随后在相关资料上找到了记载：1944年5月，中国远征军第二十集团军以6个师的兵力强渡怒江天险，向侵占滇西战略要塞腾冲达两年之久的日军发起全面攻击。腾冲攻城战役历时42天，第二十集团军姚启凤，以伤亡两万余人的代价，结束了这场战役。
墓园落成于1945年7月7日，后来被毁，1984年重修时，当年于右任手书的“忠烈祠”的牌匾，已是当地粮食局职工家的床板。
这次腾冲之行，孙春龙最大的收获是知道了这支队伍当年的统一番号叫“中国远征军”，除滇西外，还出征缅甸去过印度。
往返缅甸，寻访流落异域的英雄
2008年4月，孙春龙再次来到云南腾冲采访，选题核心为刚开通的腾密公路。腾密公路是二战时著名运输线路“史迪威公路”的一部分，起点和终点分别位于中国腾冲和缅甸密支那，距离约200公里，由云南省腾冲县出资修建。
孙春龙寻访中国远征军老兵的故事从密支那开始。有一天，他去街头杂货店门口打公用电话，电话是打给当地一位华侨的，问他是否有认识健在的中国远征军老兵。一旁的杂货店老板、华侨董先生上前主动和他搭话，称自己认识好几个老兵。
约半个小时后，孙春龙见到他在缅甸找到的第一位远征军老兵李锡全。5年过去了，孙春龙至今还记得当听明白他的来意后，在当地靠卖柴火为生的李锡全难以掩饰的激动。
出生于1920年的李锡全是湖南桃源县人，1937年和两个兄长一起从军，1943年部队被编入中国远征军第54军，并开始在中缅边境一带与日军作战。后来右腿负伤，李锡全留在密支那开始摆地摊，改名李云，和当地傣族姑娘结婚生子。
李锡全告诉孙春龙，战争期间两个兄长也没了踪影，截至孙春龙上门寻访，老人已经70年和家人没有联系了。
“那你想回家吗？”孙春龙问李锡全。李锡全摇了摇头，有点自嘲地说回家要两三百万（缅币，100万缅币当时约折合人民币6500元）呢，回不得了。
李锡全拿出一本已经纸张泛黄、页码散落的中国地图册，一页一页地翻到湖南那一页、也是翻得最烂的那一页，然后指着桃源县对孙春龙说：“想家的时候我就会拿出来看看。”
通过李锡全，孙春龙随后又见到了祖籍四川三台县的远征军老兵杨子臣，他说自己最大的心愿是在密支那，为自己牺牲的战友们修建一座纪念碑。
在缅甸曼德勒，经当地华侨帮助，孙春龙找到一位叫张富麟的山东济南籍老兵，孙春龙对老人说：“等我回国后我会帮你找到家，然后接你回家探亲。”没想到老人一脸不屑地说，几乎每一个采访他的记者都给他说过同样的话，但最后没有一个人去帮过他。那一刻，孙春龙很脸红。
仅2008年到2012年间，在当地华侨和老兵民间组织的帮助下，孙春龙一共找到30多位流落在缅甸的中国远征军老兵。
爱心接力，让每一个老兵体面回家
回国后的孙春龙开始利用网络帮助老兵寻找在国内的家人，当时他的主要阵地是博客和QQ群。
根据李锡全老人提供的地址，热心的湖南网友很快联系到李锡全的侄子。孙春龙将这一消息及时转达给远在缅甸的李锡全，电话里的李锡全放声大哭。孙春龙郑重地告诉他说：“你等着啊，我会想办法来接你回家。”
就在这时候，“5·12”地震发生了，孙春龙赶赴四川灾区采访。2008年5月15日晚，他在绵阳市九洲体育馆安置点接到李锡全的电话，对方用急切而颤抖的声音问他：“孙先生，祖国发生地震了，我还能回得了家吗？”孙春龙毫不犹豫地回答：“我一定要接你回家，一定！”
6月的缅甸开始进入绵绵雨季。孙春龙担心已年近90岁的李锡全捱不过这个季节，于是开始紧急筹备接李锡全回家的事。经过估算，加上陪同人员等费用，李锡全这次回家需要约3万元人民币。为了早点筹到这笔费用，孙春龙发动所有关系，希望有企业或爱心人士能给予帮助。让他尴尬的是，当有人听说李锡全是国民政府的老兵时，原本的热情瞬间都改变了。
无奈之下，孙春龙在博客及一些论坛上发出《跪求湖南热心人士关注流落缅甸老兵》的帖子。最终，在当地媒体呼吁下，湖南有企业表示愿意承担李锡全回家的所有费用。
2008年9月初，就在孙春龙再赴密支那为李锡全回家一事周旋时，同样流落在密支那的老兵李广钿找到孙春龙。他说：孙先生，我的家也没有找到，我也没有回过家。
2008年10月19日，在众多热心人士和媒体帮助下，李锡全从缅甸密支那经云南腾冲、昆明化蝶简谱，后又转车长沙，最终回到桃源老家。让李锡全和孙春龙都大感意外的是，出站口两侧聚集了数百名自发前来迎接老兵的群众。大家分别拉着“欢迎抗日英雄李锡全回家”、“热烈欢迎中国远征军英雄李锡全荣归故里”的红底黄字横幅。在得知李锡全回家的消息后，曾参加国际维和部队的国防科技大学英语教员李洪乾专程前往李家慰问，并向老人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当地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也都给予了极高的礼遇。
孙春龙随后又赶赴缅甸寻访中国远征军老兵。2009年5月，在经过一番筹备后，孙春龙决定组织一次更多人数的“老兵回家”。在经过征询许多老兵的意愿和多方联络家人后，这次“回家”的老兵人数最终为9人。孙春龙清楚地记得，5月28日晚，当他在曼德勒一家酒店的宴会厅对着麦克风喊出“明天，我带你们回家”这句话时，现场掌声如雷。掌声过后，许多老兵都哭了。
位于中缅边境的畹町桥注定将是孙春龙今生无法忘却的地方。在他艰难交涉下，9名老兵踏着畹町桥回到了祖国。而60多年前，他们也正是从这里出发，随同10万名中国远征军战士一起出征异域、迎击日寇。
畹町桥中国这边，当9名老人步履蹒跚地经过时，随着一声号令，站岗的武警战士向老人们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这一天是2009年5月29日。
而更鲜为人知的是，这次当年国内影响最大的“老兵回家”活动的资金赞助者也是陕西人。他叫任永敏，是陕西扶贫培训集团董事长。
传递历史，从民间行动变成国家行动
孙春龙将自己的行为定义为“救赎”——自己对自己良心的救赎。作为一名调查记者，孙春龙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后，毅然于2011年5月向他所供职的中央媒体递交了辞职信。
辞职后，孙春龙带着几位朋友捐助的200万元资金，前往深圳注册成立了深圳市龙越慈善基金会，他希望用一个更大的平台，聚拢更多的力量，去帮助更多的老兵。这是全国首家专注于服务抗战老兵的基金会。基金会除继续延续“老兵回家”活动外，还发起“老兵关怀计划”活动，针对国内外幸存的抗战老兵，给他们提供经济援助和精神安慰。
截至目前，“老兵回家”活动已帮助了流落在缅甸、泰国、越南以及云南边境的40多位老兵回家与亲人团聚，他们中的很多人，与亲人的失散超过70年。而“老兵关怀计划”，已经关注到包括陕西在内的8个省的近2000名抗战老兵。
2011年3月，孙春龙和几位朋友前往缅甸，历时一个月，对缅甸境内的战场和中国远征军墓地原址进行了考察。
这些活动引起了一位全国人大代表的注意。2011年“两会”，全国人大代表、军旅作家裘山山提出了关于搜寻远征军抗战烈士遗骸、在境外为远征军建墓园的议案。一位将军还提出：海峡两岸应一同参与此事。
裘山山还呼吁，中国应参照英联邦战争墓地委员会派专门机构管理、维护仰光墓地的形式，成立专门的海外烈士墓地管理机构，对远征军缅甸墓地旧址、印度现有墓地进行重新整修、管理维护——这不仅仅是给烈士以尊严，也是还国家以尊严。
裘山山的建议案提交后，孙春龙有了和民政部等部门正面交流的机会柘荣天气。
2012年，民政部和外交部联合启动中国军人海外墓地建设工作，这其中，包括中国远征军在缅甸墓地的恢复重建。
2013年“两会”，孙春龙再次前往北京，游说多名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提出关于“优抚抗战老兵”的议案或提案。同时他又再次前往北京有关部门奔波。
这次幸运的是他见到民政部一位级别很高的领导。当他将自己所调查了解的抗战老兵相关情况如实给这位领导反映后，这位领导突然趴在桌子上哭了。这让孙春龙有点措手不及。多年以后孙春龙回忆说：“‘老兵回家’活动当年之所以能取得成功，是因为我们把体制内、体制外、国民党、共产党，把很多不同阵营的人团结在一块，用什么东西可以团结？我觉得是人性。”
在2015年举行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前夕，国家出台了对全体抗战老兵的优抚关爱和救助的相关政策。
今年12月27日，有记者采访孙春龙，问他如何定义龙越慈善基金会这个团队？孙春龙几乎没有思考，他说我们就是那个在战场上的医疗兵——道斯。
（来源：华商报 部分图片来源于网络）
铁打的故乡，流水的官
（作者：孙春龙）
屽。
能认识这个字的人，一定是我至亲的乡亲。
读小学时，我的语文老师说，屽村的屽字，字典里没有，希望你们长大后，有了出息，能让这个字收入新华字典。那时的教室，是一座破庙改成的，四处透风，窗户没有玻璃，用白色塑料纸订起来，凛冽的寒风打得塑料纸哗哗作响。老师刚刚说完这句话，哗拉一声，塑料纸被撕破，冷风狂灌而入，坐在第一排的我，赶快把双手伸进满是鼻涕的袖筒，缩成一团。
屽，山和干的拼接。我的祖先们，用这种最简单的方式，为我出生的这个位于渭北高原贫瘠干旱的小山村留下符号。
老师是我的父亲，从一年级带我到三年级，语文、数学一起教，偶尔还会带我们唱歌、体育，以及思想教育课。在学校，父亲的身份并没有给我带来荫护，而是更加的严厉。犯了错误，常常是一巴掌。记的有一次，没有背诵过乘法口诀，被留在学校不能回家吃饭。等不到我回家的奶奶拐着小脚来到学校，手里是一个用手帕包裹着的还冒着热气的鸡蛋，不识一字的她，一边给我剥鸡蛋皮，一边说：娃，要好好念书。
老师的话和奶奶的嘱咐，默记于心。一晃，30多年过去了。
一
从深圳飞西安，透过舷窗，会看到万米之下的大地，慢慢由绿变黄。从小城铜川出去，到省会西安，再到北京，再到上海，最后到深圳送小羊回家2，不断追寻梦想的我，离家乡越来越远。但是无论我在哪里，无论有多少忙碌，每年霜降之后迷航1642，我都会赶回家乡，去外婆家拿柿子。外婆家离我们家一梁之隔，出产的尖柿，无核且甜如蜜。小时候，外婆一直会把柿子藏到过年，等着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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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太软，在所有的水果里，软柿或许是唯一一个无法快递的物品。我只能奔波千里，到柿子棚里去一饱口福。牵挂我的，已不仅仅是美味，更多已是对外婆的思念。
在回家的飞机上，看到《西安晚报》上的一个消息，位于铜川药王山地15000多平方米的孙思邈纪念馆开馆，计划顺道去看看。
航拍铜川 | 图源网络
药王孙思邈是家乡人心目中的神，小时候每年清明庙会，奶奶都会带我去这里，用纸折成角在香炉上方晃一晃，接点飘坠的烟灰，用水服下，传说可经包治百病。
这份苦涩的记忆，让我至今难忘。
记得在药王山下，有一个小摊卖鸡蛋醪糟，5分钱一碗。从来没有吃过鸡蛋醪糟的我，眼巴巴地看着奶奶。奶奶犹豫了一下，从夹袄里兜掏出五分钱给我，我说奶奶也来一碗吧，奶奶摸着我的头说她不要。我一口气喝完了甜腻的鸡蛋醪糟，然后一脸疑惑地问奶奶：说是鸡蛋捞枣，怎么没有枣呢？奶奶笑出了泪。
新修的孙思邈纪念馆异常宏伟，纪念馆前广场上，是高达14.1米的孙思邈铸铜雕塑，为民之疾苦而奔走的外形栩栩如生。展馆的内容超出我的预想，晦涩的中医理论被时尚和生动的设计表现得淋漓尽致，无疑，这是这个西部偏僻的小城里，最具现代风格的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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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煞风景的是不远处耸立的耀县水泥厂的烟囱。这，或许就是铜川转型的写照，没落的重工业和高污染产业下的艰难突围。沉疴已久的转身，需要的是大手笔和大格局，也需要时间。
被遗忘30多年的故乡，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
新修的公路，已经让我有点找不到北。从黄堡镇上塬，直奔外婆家，外婆家在孟家塬，据传是孟姜女的故乡。8月份的时候，著名作家和谷创作的大型舞剧《孟姜女》成功首演，再次让这个地方受到众人关注。和谷也出生在屽村，家乡人的骄傲，我是看着他的作品长大的，最有名气的作品当属《市长张铁民》。
上塬后，发现公路两边是热火朝天的工地，停下车，问了路边做工的村民，才得知，这里正在做“姜女故里?秦人村落”的旅游开发，总投资5.7个亿，是政府的重点旅游开发工程。这位村民做了多年矿工，矿工是一份拿命换钱的职业，如今，他在家门口就可以谋份工了，他说，将来旅游做起来，他可以开个小门面，卖柿饼卖桃。
能看到他脸上洋溢的喜悦。
到了外婆家，舅妈早就准备好几个纸箱给我装柿子，边装边说，现在外面来村里子收购柿子的人很多，据说做成的柿饼已经卖到美国了。舅妈感叹，现在农村的变化太大了。
回到故乡，必定是要回老宅看看的。大门上的铁锁已经生锈，急得一头大汗也没能打开。邻居拿来菜油，滴了几滴进锁孔，竟然一下子就好了。吱啦一声推开铁门，院子正中的松树上筑巢的斑鸠倏地飞走了，它根本不知道，这个院子真正的主人回来了；没膝的狗尾巴草挤满了院落，年复一年；井已干涸，沉默的轱辘依然坚守着离开时的姿势；从小种植的核桃树已经枝繁叶茂，刚刚成熟的核桃早被松鼠叼了个精光，满地黄叶似乎在埋怨主人的姗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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趟过荒草，径直走到最东边的窑洞，就像当年大学放假回家做的第一件事情一样，推开虚掩的屋门，亲亲地喊了一声：奶奶，我回来了。空荡荡的房间里，唯有一地尘土，满屋回音。
七年前奶奶走的那个夜晚，我正在京城，执著于自己的事业。
村口的小学，早已荒废，站在坍塌的校门口，我似乎还能听到稚嫩的读书声。村长说，根据先人们的口传，孟姜女的丈夫范喜良是屽村人，就是在这里出征北方，苦役于长城，最终才有了孟姜女千里寻夫的故事，村里正在做规划，希望能将这所小学改造成一个旅游景点。
村长的设想让我佩服，在这个偏远的小山村里生活了一辈子的一个农民，竟然有这样的抱负。村长说，他曾经参加过市里组织的村官培训，市委书记郭大为和市长杨长亚亲自给大家授课，两个领导的思想很开放，行动很务实，正是基于这样一个号召，他才有了这样的想法。
位于铜川市金山的孟姜女祠
孟姜女不再是个传说，孙思邈不再是个神仙，正是地方官员的格局与视野，让他们在若干年后，依然为一方乡亲，带来福祉。
我拿出手机，给铜川市委书记郭大为发了一个短信：作为一名铜川人，从内心里感谢您。立刻收到他的回信：正在按当初说的干！！！
能读出他的真诚。记忆很深刻的是，在他被任命前来铜川履职的第一天，他电话我说，他已经成为铜川人了，并且说，希望能为我的家乡做点人事、说点人话。
二
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那天，奶奶翻箱倒柜，找出针线，开始给我绣鞋垫，这是她唯一能送我的礼物。在我们村子里，孩子们只有两条出路，一个是考上大学离开家乡，一个是去周边的煤矿做矿工。几乎每年，村子里都有人因矿难而没命。
到了大学，一个宿舍的同学相互介绍，当我说到我来自铜川时，有一位同学说库喜娜卡吉利，怪不得你长那么黑！大家哄堂大笑，我窘得不知所措。在那个时候，没有人不知道铜川，据说，那是一个卫星上看不到的城市。有一个笑话，家里没有煤用的时候，去外面走一圈，回来抖抖衣服，就够一天做饭了。
这个玩笑话，给我留下了很深的阴影，在后来，我去更远的地方，别人问我是哪里人时，我会说西安。
图源网络
这个生我养我的地方，离我越来越远。这个仅有80多万人口的小城市，也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抛弃。每来一位领导，干上没几年，就会离开，成了官场的跳板。这个缺少资源、很难做出政绩的地方，很难让他们安下心来。
所以，在家乡人的心目中，曾在上个世纪70年代任市长的张铁民，已经像神一般。
作家和谷的报告文学《市长张铁民》记录了这样一段故事，流经铜川市区的漆水河因年久失修，洪水到来时常常祸及沿岸企业和百姓，1969年和1970年的两次水灾，成了铜川人挥之不去的梦魔。
和谷所著《市长张铁民》及张铁民生前影像
1972年，张铁民调任铜川任市长，第一件事情就是下定决心修筑河堤，发出“全市总动员，大战漆水，彻底改变漆水”的动员令。
当时，中央、省上驻铜川单位抵触不参加劳动，他派人前去问原因，说是中央单位不接受地方调遣。张铁民就拉了闸，断了这些单位的水电，“叫他问中央要电要水去。”“铁市长”是很执著的人，看准一件事就要坚持到底文县吧。以致于官司直至打到北京，后来这些中央、省上驻铜川单位一起加入铜川的治理漆水河工程。
铜川人民公园
在铜川人民公园中心湖心亭，有一颗张铁民在30多年前亲手植下的一棵松树，铜川人民亲切地称他为“铁民松”。作家和谷说，张铁民留给我们一个思考题——一个城市的管理者与一个建设中的城市，该是怎样的关系？一个大写的人在他所处的时代中，该担当怎样的责任？一个官员、一个改革者，被他历经的时代和人民群众，折射出了怎样的内在特质？
老百姓心里很明白，谁在真心为他们做事。即使后来调任陕西省高速集团董事长因贪污被处死缓的原市长陈双全，很多铜川人都对他念念不忘。他在任时的最大政绩，是高瞻远瞩，顶着巨大的非议，建设了铜川新区。现在看来，如果市中心还是原来那个小山沟，铜川都有被撤销行政区划的可能。
所以，当郭大为刚刚履职市长，咨询我应该怎么办时，我说：学学张铁民。
最新看到他在报纸上发表的一篇文章，题目是《以文化自信增强转型发展自信》。对于官员的文章，我几乎是不看的，因为和自己的家乡有关系，我仔细看完了这篇文章，让我惭愧的是，我原来对我的家乡知之甚少。
铜川不仅有煤和水泥，还是孙思邈、柳公权、范宽等名士故里，是青色陶瓷发祥地，还是金色佛教兴盛地，玄奘法师在玉华宫创宗并圆寂，而照金则是红色革命根据地。
铜川历史上的“一圣四杰”
在文章里檀木匠，郭认为，“文化自信是一种自觉，更是一种对美的信仰。把自觉变为行动，让信仰成为力量，才是真正的自信。”这句话，让我看到了一位领导的务实和行动力。
三
我与郭大为相识，是在10年前，那时我在《瞭望东方周刊》任记者，他在西安市未央区任职。上任区委书记伊始，他在人事选拔制度上做了一项改革，让全区121名正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全部来参与拟任处级干部的推荐，而且每张推荐表上，事先已印上了推荐人的姓名。这场改革触及了传统人事制度的痛点：一个是扩大了领导选拔人才的视野，让更多人参与，而且推荐结果会成为重要依据；二是推荐人因具有实名不敢再应付。结合前几天某个地方选拔人大代表出现希拉里选票的黑色玩笑来看，后一条意义深远。
作为一本时政期刊，我们对未央区的改革进行了多篇跟踪报道，并于两年后在西安组织了专题研讨会，来自中纪委、中组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国人民大学等机构的领导和专家给予了高度评价和进一步的建议。而且有中央领导对未央区的作法作出了重要批示。
但对我印象颇深的，却是一件小事情。在组织这次研讨会时，郭大为提议泰山功夫，希望我们邀请一位网友参加，这位网友曾在网络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质疑未央区的作法。他的出发点是，听取不同意见，可以让我们做得更好。这位网友来后，特别感慨地说，他当时写那篇评论，是对未央区的做法表示质疑、批评的，结果未央区的领导看了以后，没有对他恼怒，更没有派警察来抓他，而是热情地邀请我到这里来做客。
作者早期采访郭大为的文章截屏
后来这位网友在网上继续发表文章说：有度量的人雅高卡，他会赢得人们从内心发出的尊重。
还有一个细节，有一次采访结束，正是午饭，他邀请我到未央区政府的食堂吃饭，去了哪里，发现每个人都在胸前挂块围嘴，为了避免饭菜洒在衣服上。他说，这是他要求的，作为领导干部，要注意自己的形象，整天邋里邋遢的人，也把事情做不好。
还有一次，和他在机关的院子里走路时，看到地上有张废报纸，他弯腰捡起来，扔到了垃圾桶里罗静恩。我在未央区的一位同学说，有好多同事都看到过书记随手捡垃圾的事情，慢慢大家也就行动起来。后来我曾和郭大为聊起这些细节，他说，要求别人做的，领导自己先要做到，否则那不是说假话吗，再高深的理念，其实也就是一些简单的常识，最简单总结一句，就是说人话、做人事。
我采访过上百个官员，基本上都是采访之后就不再关注，但郭大为的这些作法，让我感觉不一样，不仅开明，还洋气，很实在，还特别谦卑。尤其是在陕西这个西部落后省份，是有些另类。所以也就多了一些关注厉槟源。
再后来，他去陕西省委组织部当副部长，也算是上级对他所做出的改革的一种认可。在当年，我也离开了媒体行业，去深圳创办了一家慈善机构，专门帮助那些被社会所遗忘的抗战老兵。我们的工作没有了交集，除过逢年过节礼节性的问候，也很少再联系。
直到两年后的一天，他给我打来电话，说组织安排他去我的家乡做市长，征询我的建议，我说，你学学张铁民吧。他还说，希望邀请我回铜川任职，为家乡的宣传做点事情，我没有答应，一个是抗战老兵的事情还没有眉目，二是对于我这个邋遢懒散的人来说，在他手下做事会比较痛苦。
直到今天，我都没有把和他认识的事情告诉在铜川的亲戚和朋友，害怕有太多的人情。我和他的交往，如同君子之交，是建立在共同的认知和认可之上，都希望通过一已以力，为这个社会做一点事情。对于人情方面的私事，我很难张口，他也不会滥用职权。
但基于工作层面的，我会直接联系他。我曾把铜川的抗战老兵名单发给他，希望政府能给他们一些照顾城市判官，他立刻安排民政局落实，成为全国第一个由政府出资给原国民党抗战老兵发放生活费的地市。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这的确需要一定的魄力。
他刚到铜川当市长不久王靖云，我曾找人侧面做了一些了解，几乎所有人都说，这是省上空降的干部，来这里是镀金的，谁会安心来做事。那年春节我回老家，得知他在值班，就约在大年初一那天一起去看望贫困户，活动结束后，他沉着脸告诉随行的秘书长：今天我在大街上，没有看到公安局的领导值班，以后每年初一我都会值班，我希望铜川的各级领导能和我一样。
我内心里坚信，他不会让我失望的，给一些时间，他一定会让铜川人觉得，这个领导不一样！
四
再后来，我不停看到关于家乡的报道，尤其是关于环境变化的，2015年全年收获269个蓝天，“铜川蓝”已经成为常态，而人工饲养的朱鹮多次成功野外放养。尤其是当我看到铜川被命名为国家卫生城市时，我简直不可思议，这是我的家乡吗？这座因煤而兴的城市，终于以壮士断腕式的勇气和魄力，获得了新生。
落户铜川的朱鹮(图片来自铜川政府官网截图)
环境的改善，也让市民的生活幸福感增强，开车再也不用关着窗户，种的花草很容易就成活了，吃的蔬菜越来越环保。
还有，旅游开发所获得的成绩，也令人瞩目。只有当我去了更多地方之后，我才知道，我们其实拥有很多的资源，以前之所以抱着金娃娃却在讨饭吃，彭家驹根本原因是观念落后、格局太小。
从不同渠道，我也经常听到关于郭大为的消息。比如说，他要求干部把钥匙不要挂在裤腰上，走路时哗拉哗拉响，显得很不雅。这个细节让我会心一笑，我知道这是他的风格，就像当年在未央区食堂吃饭时要求系上围嘴一样，这种细节上的要求，带来的是一股清新的气象，是理念上的撞击，而铜川这个偏僻落后的城市的重生，一定是要从这些细节做起的。
我有一位堂哥在教育部门工作，说在今年的教师节庆祝会上，郭大为讲话时，开场就说：见到老师喊“起立”，说“老师好”，这是我们每个人在学生阶段养成的习惯性动作。今天，在座的许多同志，我想从小学到中学，可能都是喊“起立”的同学。那时候很激动，在老师将上未上讲台的时候喊“起立”，待老师走到讲台上给同学们行注目礼后，再喊“请坐下”。这其实就是一种对教师尊重的具体表现。此时此刻，请允许我喊一声“起立”，请坐在台上的领导同志起立，向全场的各位老师致敬！
参加会议的堂哥说，全场的老师为此特别感动，掌声雷动。
我后来查询了铜川政府网，找到了这段讲话，上面注明“根据现场录音整理”，郭的很多讲话，都是这样注明，很明显，这些口语化的发自内心的文字，不会是秘书提前写好的。这或许就是他曾经给我说的“说人话”吧。
2013年5月11日，郭大为(右三)到秀房沟煤矿下井检查安全生产
我有一位做警察的朋友说，有一次他晚上在马路上值班，外面太冷，就躺在车椅上犯迷，忽然听到有人敲车窗，朗诗未来树抬头一看，是正在路上散步的郭书记，吓得他赶快出来，以为要被收拾，结果郭书记告诉他，小心别感冒。一句暖心的话，让他以后再也不敢轻心了。有很多市民都在街头看到散步的郭大为，不停地和大家聊天打招呼。有人还看到他坐着公交车去老区检查工作。
但是对领导干部，郭大为却特别严厉，经常微服私访，发现问题，一个电话打过去，部门一把手马上到现场来处理。就像他在报纸上写的文章《抓干部就是为了抓发展》，形式虽然有些官样的文章里，是他真实意愿的表达。而他自己也以身作则，后来我才知道，他到铜川工作后，让妻子辞去工作，陪他一起到铜川，照顾他的生活，安家于此，只有到了周末，他们才会开着自己的汽车回西安看望父母。以我对他的了解，这不是作秀，是真的希望起到一个带头作用。
在很多普通铜川市民眼里，都觉得这个领导和其他领导“不一样”，甚至流行起“男神书记”的称呼。
做好了小节，才会有大为。
在我的行李箱中，始终会放着一双崭新的鞋垫，舍不得穿，像护身符一样，陪我走遍了整个中国。那是奶奶留给我的最后一双鞋垫。
曾经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的内心始终感觉在漂泊，那些一个比一个繁华的大都市，做到极致的美味，如画的山水，从来都无法让我静下心来，而故乡，却曾是我羞于向别人启齿的一个地方，我就像一个找不到家的孩子。
而如今，故乡的变化让我似乎找回了这份体面，更重要的是，那些举家来到家乡任职的父母官，将缔造一方福祉作为使命，这种在当下较为稀缺的精神让我感动，更让我顿生惭愧，外来主政者未因落后而懈怠西游后传，而我有什么理由抱怨故乡的丑陋，我又为改变做了些什么？
铁打的故乡，流水的官。很感激，那些外来的父母官们，他们的倾心付出为这个城市带来改变，也让我顿悟了一个游子之于故乡的责任和担当，从而找回了内心的归属与平静，是我的福分，也是这个城市的福分。
忘了告诉你，屽，读gai，平声。如果你也认识了这个字，你也就是我的乡亲。
2016年11月22于返乡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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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华商报黄堡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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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华商报 记者｜李勇钢
视频｜孙春龙演讲《老兵回家》
孙春龙简介
孙春龙，男，1976年生，陕西铜川人。曾经《瞭望东方周刊》社会调查部主任、主笔。2005年在缅甸的一次采访之后，他的人生轨迹从此与一群长期被故国遗忘、如孤儿般飘泊异域的老兵交织在一起。正处在职业生涯黄金期的孙春龙却突然提出辞职，转而成为“老兵回家”这项公益活动的发起人、策划者。
陕西人孙春龙八年来只做了一件事，寻找流落在世界各地的抗战老兵并尽可能帮助他们回家。随后他又把这些老兵的故事写成了一本书——《没有回家的士兵》。
2016年12月31日14时，孙春龙将携带新书莅临西安曲江书城，进行“没有回家的士兵”专题演讲。届时，著名企业家吴一坚、媒体人王朝阳、贺柯将现场一起参与访谈。
美国大片《血战钢锯岭》的最后，士兵向上级汇报，说医务兵道斯在敌人眼皮底下一共救回来75名伤员，还包括几个日本兵。
那一刻，坐在电影院里的陕西人孙春龙突然感觉心里暖暖的，有一种想哭的感觉。“当时影院里好多人都笑了，也有人对这个细节不理解。但我认为这其实就是人性回归的体现。”12月26日下午，当谈及最近热映的这部美国电影时，孙春龙平静地对华商报记者说。
当天晚上，西安城南一家书吧里，孙春龙带着他的新书《没有回家的士兵》在参加一个小型读者见面会宋伟龙。互动环节，有读者提问说自己的孩子才十七八岁，有浓厚的抗日爱国情结，应该怎么看？
孙春龙笑着回答：“让他看看我的书，让他知道战争不仅有正义和邪恶，还有对人性的摧残。当孩子们知道了痛，相信他们会觉醒。”
这次演讲是孙春龙在国内参加的第十二场与读者之间的互动活动。孙春龙发现，在每一个类似的场合，许多读者都会提到“人性回归”的词语。而“老兵回家”大型公益活动的最终目的追求的也正是这一价值观。
《没有回家的士兵》主要讲述的是孙春龙和他的公益团队寻找、帮助流落在世界各地抗战老兵的故事。有评论认为：透过孙春龙的这本书，读者收获的更多是一段历史的回家、人性的回家。
“金三角”偶遇，揭开一段尘封的历史
1976年出生于陕西铜川的孙春龙曾经做过文学梦。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开始从事新闻工作，并成为国内知名的调查记者。
2005年6月，作为中央媒体记者的孙春龙第一次赴缅甸采访，晚饭后孙春龙到酒店院子里散步，经过一棵大树下时，躺椅上那位刚才还在闭目养神的老年男子突然用汉语跟孙春龙主动打招呼，并称他为“孙先生”。让他有点意外的是，这位穿着裙子（当地称拢基）的老人不仅知道他的名字，竟然还知道他是来自中国的记者。职业的敏锐让孙春龙产生了一探究竟的想法，话题自然是从双方交换祖籍、姓氏开始，然后谈到了“金三角”和毒品。谈起“金三角”，双方就不免扯到了当年国民政府军队从大陆败退到中缅边境的话题。
从老人口中，孙春龙听到了“国殇墓园”这个地方。
回到北京，孙春龙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寻找有关二战时国民政府军队入缅作战的资料。在王府井附近一家书店里，他看到了刚上市不久的《国殇》，第一次知道了国殇墓园的确切位置在位于中缅边境的云南腾冲。
2007年，孙春龙终于找到途经腾冲的采访机会。他在日记中这样写国殇墓园：大门并没有我想象中的气派和肃穆。但是，当我顺着松柏掩映的石板路拾级而上，绕过忠烈祠，抵达墓地的时候，那种久违的震撼和激动还是如排山倒海般袭来。
整个山坡上，竖满了密密麻麻的墓碑，青苔遍布的墓碑按建制整齐地排列着，碑文简单到只有军衔和姓名。
关于这块墓地和有关战争，孙春龙随后在相关资料上找到了记载：1944年5月，中国远征军第二十集团军以6个师的兵力强渡怒江天险，向侵占滇西战略要塞腾冲达两年之久的日军发起全面攻击。腾冲攻城战役历时42天，第二十集团军姚启凤，以伤亡两万余人的代价，结束了这场战役。
墓园落成于1945年7月7日，后来被毁，1984年重修时，当年于右任手书的“忠烈祠”的牌匾，已是当地粮食局职工家的床板。
这次腾冲之行，孙春龙最大的收获是知道了这支队伍当年的统一番号叫“中国远征军”，除滇西外，还出征缅甸去过印度。
往返缅甸，寻访流落异域的英雄
2008年4月，孙春龙再次来到云南腾冲采访，选题核心为刚开通的腾密公路。腾密公路是二战时著名运输线路“史迪威公路”的一部分，起点和终点分别位于中国腾冲和缅甸密支那，距离约200公里，由云南省腾冲县出资修建。
孙春龙寻访中国远征军老兵的故事从密支那开始。有一天，他去街头杂货店门口打公用电话，电话是打给当地一位华侨的，问他是否有认识健在的中国远征军老兵。一旁的杂货店老板、华侨董先生上前主动和他搭话，称自己认识好几个老兵。
约半个小时后，孙春龙见到他在缅甸找到的第一位远征军老兵李锡全。5年过去了，孙春龙至今还记得当听明白他的来意后，在当地靠卖柴火为生的李锡全难以掩饰的激动。
出生于1920年的李锡全是湖南桃源县人，1937年和两个兄长一起从军，1943年部队被编入中国远征军第54军，并开始在中缅边境一带与日军作战。后来右腿负伤，李锡全留在密支那开始摆地摊，改名李云，和当地傣族姑娘结婚生子。
李锡全告诉孙春龙，战争期间两个兄长也没了踪影，截至孙春龙上门寻访，老人已经70年和家人没有联系了。
“那你想回家吗？”孙春龙问李锡全。李锡全摇了摇头，有点自嘲地说回家要两三百万（缅币，100万缅币当时约折合人民币6500元）呢，回不得了。
李锡全拿出一本已经纸张泛黄、页码散落的中国地图册，一页一页地翻到湖南那一页、也是翻得最烂的那一页，然后指着桃源县对孙春龙说：“想家的时候我就会拿出来看看。”
通过李锡全，孙春龙随后又见到了祖籍四川三台县的远征军老兵杨子臣，他说自己最大的心愿是在密支那，为自己牺牲的战友们修建一座纪念碑。
在缅甸曼德勒，经当地华侨帮助，孙春龙找到一位叫张富麟的山东济南籍老兵，孙春龙对老人说：“等我回国后我会帮你找到家，然后接你回家探亲。”没想到老人一脸不屑地说，几乎每一个采访他的记者都给他说过同样的话，但最后没有一个人去帮过他。那一刻，孙春龙很脸红。
仅2008年到2012年间，在当地华侨和老兵民间组织的帮助下，孙春龙一共找到30多位流落在缅甸的中国远征军老兵。
爱心接力，让每一个老兵体面回家
回国后的孙春龙开始利用网络帮助老兵寻找在国内的家人，当时他的主要阵地是博客和QQ群。
根据李锡全老人提供的地址，热心的湖南网友很快联系到李锡全的侄子。孙春龙将这一消息及时转达给远在缅甸的李锡全，电话里的李锡全放声大哭。孙春龙郑重地告诉他说：“你等着啊，我会想办法来接你回家。”
就在这时候，“5·12”地震发生了，孙春龙赶赴四川灾区采访。2008年5月15日晚，他在绵阳市九洲体育馆安置点接到李锡全的电话，对方用急切而颤抖的声音问他：“孙先生，祖国发生地震了，我还能回得了家吗？”孙春龙毫不犹豫地回答：“我一定要接你回家，一定！”
6月的缅甸开始进入绵绵雨季。孙春龙担心已年近90岁的李锡全捱不过这个季节，于是开始紧急筹备接李锡全回家的事。经过估算，加上陪同人员等费用，李锡全这次回家需要约3万元人民币。为了早点筹到这笔费用，孙春龙发动所有关系，希望有企业或爱心人士能给予帮助。让他尴尬的是，当有人听说李锡全是国民政府的老兵时，原本的热情瞬间都改变了。
无奈之下，孙春龙在博客及一些论坛上发出《跪求湖南热心人士关注流落缅甸老兵》的帖子。最终，在当地媒体呼吁下，湖南有企业表示愿意承担李锡全回家的所有费用。
2008年9月初，就在孙春龙再赴密支那为李锡全回家一事周旋时，同样流落在密支那的老兵李广钿找到孙春龙。他说：孙先生，我的家也没有找到，我也没有回过家。
2008年10月19日，在众多热心人士和媒体帮助下，李锡全从缅甸密支那经云南腾冲、昆明化蝶简谱，后又转车长沙，最终回到桃源老家。让李锡全和孙春龙都大感意外的是，出站口两侧聚集了数百名自发前来迎接老兵的群众。大家分别拉着“欢迎抗日英雄李锡全回家”、“热烈欢迎中国远征军英雄李锡全荣归故里”的红底黄字横幅。在得知李锡全回家的消息后，曾参加国际维和部队的国防科技大学英语教员李洪乾专程前往李家慰问，并向老人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当地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也都给予了极高的礼遇。
孙春龙随后又赶赴缅甸寻访中国远征军老兵。2009年5月，在经过一番筹备后，孙春龙决定组织一次更多人数的“老兵回家”。在经过征询许多老兵的意愿和多方联络家人后，这次“回家”的老兵人数最终为9人。孙春龙清楚地记得，5月28日晚，当他在曼德勒一家酒店的宴会厅对着麦克风喊出“明天，我带你们回家”这句话时，现场掌声如雷。掌声过后，许多老兵都哭了。
位于中缅边境的畹町桥注定将是孙春龙今生无法忘却的地方。在他艰难交涉下，9名老兵踏着畹町桥回到了祖国。而60多年前，他们也正是从这里出发，随同10万名中国远征军战士一起出征异域、迎击日寇。
畹町桥中国这边，当9名老人步履蹒跚地经过时，随着一声号令，站岗的武警战士向老人们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这一天是2009年5月29日。
而更鲜为人知的是，这次当年国内影响最大的“老兵回家”活动的资金赞助者也是陕西人。他叫任永敏，是陕西扶贫培训集团董事长。
传递历史，从民间行动变成国家行动
孙春龙将自己的行为定义为“救赎”——自己对自己良心的救赎。作为一名调查记者，孙春龙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后，毅然于2011年5月向他所供职的中央媒体递交了辞职信。
辞职后，孙春龙带着几位朋友捐助的200万元资金，前往深圳注册成立了深圳市龙越慈善基金会，他希望用一个更大的平台，聚拢更多的力量，去帮助更多的老兵。这是全国首家专注于服务抗战老兵的基金会。基金会除继续延续“老兵回家”活动外，还发起“老兵关怀计划”活动，针对国内外幸存的抗战老兵，给他们提供经济援助和精神安慰。
截至目前，“老兵回家”活动已帮助了流落在缅甸、泰国、越南以及云南边境的40多位老兵回家与亲人团聚，他们中的很多人，与亲人的失散超过70年。而“老兵关怀计划”，已经关注到包括陕西在内的8个省的近2000名抗战老兵。
2011年3月，孙春龙和几位朋友前往缅甸，历时一个月，对缅甸境内的战场和中国远征军墓地原址进行了考察。
这些活动引起了一位全国人大代表的注意。2011年“两会”，全国人大代表、军旅作家裘山山提出了关于搜寻远征军抗战烈士遗骸、在境外为远征军建墓园的议案。一位将军还提出：海峡两岸应一同参与此事。
裘山山还呼吁，中国应参照英联邦战争墓地委员会派专门机构管理、维护仰光墓地的形式，成立专门的海外烈士墓地管理机构，对远征军缅甸墓地旧址、印度现有墓地进行重新整修、管理维护——这不仅仅是给烈士以尊严，也是还国家以尊严。
裘山山的建议案提交后，孙春龙有了和民政部等部门正面交流的机会柘荣天气。
2012年，民政部和外交部联合启动中国军人海外墓地建设工作，这其中，包括中国远征军在缅甸墓地的恢复重建。
2013年“两会”，孙春龙再次前往北京，游说多名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提出关于“优抚抗战老兵”的议案或提案。同时他又再次前往北京有关部门奔波。
这次幸运的是他见到民政部一位级别很高的领导。当他将自己所调查了解的抗战老兵相关情况如实给这位领导反映后，这位领导突然趴在桌子上哭了。这让孙春龙有点措手不及。多年以后孙春龙回忆说：“‘老兵回家’活动当年之所以能取得成功，是因为我们把体制内、体制外、国民党、共产党，把很多不同阵营的人团结在一块，用什么东西可以团结？我觉得是人性。”
在2015年举行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前夕，国家出台了对全体抗战老兵的优抚关爱和救助的相关政策。
今年12月27日，有记者采访孙春龙，问他如何定义龙越慈善基金会这个团队？孙春龙几乎没有思考，他说我们就是那个在战场上的医疗兵——道斯。
（来源：华商报 部分图片来源于网络）
铁打的故乡，流水的官
（作者：孙春龙）
屽。
能认识这个字的人，一定是我至亲的乡亲。
读小学时，我的语文老师说，屽村的屽字，字典里没有，希望你们长大后，有了出息，能让这个字收入新华字典。那时的教室，是一座破庙改成的，四处透风，窗户没有玻璃，用白色塑料纸订起来，凛冽的寒风打得塑料纸哗哗作响。老师刚刚说完这句话，哗拉一声，塑料纸被撕破，冷风狂灌而入，坐在第一排的我，赶快把双手伸进满是鼻涕的袖筒，缩成一团。
屽，山和干的拼接。我的祖先们，用这种最简单的方式，为我出生的这个位于渭北高原贫瘠干旱的小山村留下符号。
老师是我的父亲，从一年级带我到三年级，语文、数学一起教，偶尔还会带我们唱歌、体育，以及思想教育课。在学校，父亲的身份并没有给我带来荫护，而是更加的严厉。犯了错误，常常是一巴掌。记的有一次，没有背诵过乘法口诀，被留在学校不能回家吃饭。等不到我回家的奶奶拐着小脚来到学校，手里是一个用手帕包裹着的还冒着热气的鸡蛋，不识一字的她，一边给我剥鸡蛋皮，一边说：娃，要好好念书。
老师的话和奶奶的嘱咐，默记于心。一晃，30多年过去了。
一
从深圳飞西安，透过舷窗，会看到万米之下的大地，慢慢由绿变黄。从小城铜川出去，到省会西安，再到北京，再到上海，最后到深圳送小羊回家2，不断追寻梦想的我，离家乡越来越远。但是无论我在哪里，无论有多少忙碌，每年霜降之后迷航1642，我都会赶回家乡，去外婆家拿柿子。外婆家离我们家一梁之隔，出产的尖柿，无核且甜如蜜。小时候，外婆一直会把柿子藏到过年，等着我去。
作者原文配图
因为太软，在所有的水果里，软柿或许是唯一一个无法快递的物品。我只能奔波千里，到柿子棚里去一饱口福。牵挂我的，已不仅仅是美味，更多已是对外婆的思念。
在回家的飞机上，看到《西安晚报》上的一个消息，位于铜川药王山地15000多平方米的孙思邈纪念馆开馆，计划顺道去看看。
航拍铜川 | 图源网络
药王孙思邈是家乡人心目中的神，小时候每年清明庙会，奶奶都会带我去这里，用纸折成角在香炉上方晃一晃，接点飘坠的烟灰，用水服下，传说可经包治百病。
这份苦涩的记忆，让我至今难忘。
记得在药王山下，有一个小摊卖鸡蛋醪糟，5分钱一碗。从来没有吃过鸡蛋醪糟的我，眼巴巴地看着奶奶。奶奶犹豫了一下，从夹袄里兜掏出五分钱给我，我说奶奶也来一碗吧，奶奶摸着我的头说她不要。我一口气喝完了甜腻的鸡蛋醪糟，然后一脸疑惑地问奶奶：说是鸡蛋捞枣，怎么没有枣呢？奶奶笑出了泪。
新修的孙思邈纪念馆异常宏伟，纪念馆前广场上，是高达14.1米的孙思邈铸铜雕塑，为民之疾苦而奔走的外形栩栩如生。展馆的内容超出我的预想，晦涩的中医理论被时尚和生动的设计表现得淋漓尽致，无疑，这是这个西部偏僻的小城里，最具现代风格的场所。
作者原文配图
大煞风景的是不远处耸立的耀县水泥厂的烟囱。这，或许就是铜川转型的写照，没落的重工业和高污染产业下的艰难突围。沉疴已久的转身，需要的是大手笔和大格局，也需要时间。
被遗忘30多年的故乡，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
新修的公路，已经让我有点找不到北。从黄堡镇上塬，直奔外婆家，外婆家在孟家塬，据传是孟姜女的故乡。8月份的时候，著名作家和谷创作的大型舞剧《孟姜女》成功首演，再次让这个地方受到众人关注。和谷也出生在屽村，家乡人的骄傲，我是看着他的作品长大的，最有名气的作品当属《市长张铁民》。
上塬后，发现公路两边是热火朝天的工地，停下车，问了路边做工的村民，才得知，这里正在做“姜女故里?秦人村落”的旅游开发，总投资5.7个亿，是政府的重点旅游开发工程。这位村民做了多年矿工，矿工是一份拿命换钱的职业，如今，他在家门口就可以谋份工了，他说，将来旅游做起来，他可以开个小门面，卖柿饼卖桃。
能看到他脸上洋溢的喜悦。
到了外婆家，舅妈早就准备好几个纸箱给我装柿子，边装边说，现在外面来村里子收购柿子的人很多，据说做成的柿饼已经卖到美国了。舅妈感叹，现在农村的变化太大了。
回到故乡，必定是要回老宅看看的。大门上的铁锁已经生锈，急得一头大汗也没能打开。邻居拿来菜油，滴了几滴进锁孔，竟然一下子就好了。吱啦一声推开铁门，院子正中的松树上筑巢的斑鸠倏地飞走了，它根本不知道，这个院子真正的主人回来了；没膝的狗尾巴草挤满了院落，年复一年；井已干涸，沉默的轱辘依然坚守着离开时的姿势；从小种植的核桃树已经枝繁叶茂，刚刚成熟的核桃早被松鼠叼了个精光，满地黄叶似乎在埋怨主人的姗姗。
作者原文配图
趟过荒草，径直走到最东边的窑洞，就像当年大学放假回家做的第一件事情一样，推开虚掩的屋门，亲亲地喊了一声：奶奶，我回来了。空荡荡的房间里，唯有一地尘土，满屋回音。
七年前奶奶走的那个夜晚，我正在京城，执著于自己的事业。
村口的小学，早已荒废，站在坍塌的校门口，我似乎还能听到稚嫩的读书声。村长说，根据先人们的口传，孟姜女的丈夫范喜良是屽村人，就是在这里出征北方，苦役于长城，最终才有了孟姜女千里寻夫的故事，村里正在做规划，希望能将这所小学改造成一个旅游景点。
村长的设想让我佩服，在这个偏远的小山村里生活了一辈子的一个农民，竟然有这样的抱负。村长说，他曾经参加过市里组织的村官培训，市委书记郭大为和市长杨长亚亲自给大家授课，两个领导的思想很开放，行动很务实，正是基于这样一个号召，他才有了这样的想法。
位于铜川市金山的孟姜女祠
孟姜女不再是个传说，孙思邈不再是个神仙，正是地方官员的格局与视野，让他们在若干年后，依然为一方乡亲，带来福祉。
我拿出手机，给铜川市委书记郭大为发了一个短信：作为一名铜川人，从内心里感谢您。立刻收到他的回信：正在按当初说的干！！！
能读出他的真诚。记忆很深刻的是，在他被任命前来铜川履职的第一天，他电话我说，他已经成为铜川人了，并且说，希望能为我的家乡做点人事、说点人话。
二
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那天，奶奶翻箱倒柜，找出针线，开始给我绣鞋垫，这是她唯一能送我的礼物。在我们村子里，孩子们只有两条出路，一个是考上大学离开家乡，一个是去周边的煤矿做矿工。几乎每年，村子里都有人因矿难而没命。
到了大学，一个宿舍的同学相互介绍，当我说到我来自铜川时，有一位同学说库喜娜卡吉利，怪不得你长那么黑！大家哄堂大笑，我窘得不知所措。在那个时候，没有人不知道铜川，据说，那是一个卫星上看不到的城市。有一个笑话，家里没有煤用的时候，去外面走一圈，回来抖抖衣服，就够一天做饭了。
这个玩笑话，给我留下了很深的阴影，在后来，我去更远的地方，别人问我是哪里人时，我会说西安。
图源网络
这个生我养我的地方，离我越来越远。这个仅有80多万人口的小城市，也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抛弃。每来一位领导，干上没几年，就会离开，成了官场的跳板。这个缺少资源、很难做出政绩的地方，很难让他们安下心来。
所以，在家乡人的心目中，曾在上个世纪70年代任市长的张铁民，已经像神一般。
作家和谷的报告文学《市长张铁民》记录了这样一段故事，流经铜川市区的漆水河因年久失修，洪水到来时常常祸及沿岸企业和百姓，1969年和1970年的两次水灾，成了铜川人挥之不去的梦魔。
和谷所著《市长张铁民》及张铁民生前影像
1972年，张铁民调任铜川任市长，第一件事情就是下定决心修筑河堤，发出“全市总动员，大战漆水，彻底改变漆水”的动员令。
当时，中央、省上驻铜川单位抵触不参加劳动，他派人前去问原因，说是中央单位不接受地方调遣。张铁民就拉了闸，断了这些单位的水电，“叫他问中央要电要水去。”“铁市长”是很执著的人，看准一件事就要坚持到底文县吧。以致于官司直至打到北京，后来这些中央、省上驻铜川单位一起加入铜川的治理漆水河工程。
铜川人民公园
在铜川人民公园中心湖心亭，有一颗张铁民在30多年前亲手植下的一棵松树，铜川人民亲切地称他为“铁民松”。作家和谷说，张铁民留给我们一个思考题——一个城市的管理者与一个建设中的城市，该是怎样的关系？一个大写的人在他所处的时代中，该担当怎样的责任？一个官员、一个改革者，被他历经的时代和人民群众，折射出了怎样的内在特质？
老百姓心里很明白，谁在真心为他们做事。即使后来调任陕西省高速集团董事长因贪污被处死缓的原市长陈双全，很多铜川人都对他念念不忘。他在任时的最大政绩，是高瞻远瞩，顶着巨大的非议，建设了铜川新区。现在看来，如果市中心还是原来那个小山沟，铜川都有被撤销行政区划的可能。
所以，当郭大为刚刚履职市长，咨询我应该怎么办时，我说：学学张铁民。
最新看到他在报纸上发表的一篇文章，题目是《以文化自信增强转型发展自信》。对于官员的文章，我几乎是不看的，因为和自己的家乡有关系，我仔细看完了这篇文章，让我惭愧的是，我原来对我的家乡知之甚少。
铜川不仅有煤和水泥，还是孙思邈、柳公权、范宽等名士故里，是青色陶瓷发祥地，还是金色佛教兴盛地，玄奘法师在玉华宫创宗并圆寂，而照金则是红色革命根据地。
铜川历史上的“一圣四杰”
在文章里檀木匠，郭认为，“文化自信是一种自觉，更是一种对美的信仰。把自觉变为行动，让信仰成为力量，才是真正的自信。”这句话，让我看到了一位领导的务实和行动力。
三
我与郭大为相识，是在10年前，那时我在《瞭望东方周刊》任记者，他在西安市未央区任职。上任区委书记伊始，他在人事选拔制度上做了一项改革，让全区121名正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全部来参与拟任处级干部的推荐，而且每张推荐表上，事先已印上了推荐人的姓名。这场改革触及了传统人事制度的痛点：一个是扩大了领导选拔人才的视野，让更多人参与，而且推荐结果会成为重要依据；二是推荐人因具有实名不敢再应付。结合前几天某个地方选拔人大代表出现希拉里选票的黑色玩笑来看，后一条意义深远。
作为一本时政期刊，我们对未央区的改革进行了多篇跟踪报道，并于两年后在西安组织了专题研讨会，来自中纪委、中组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国人民大学等机构的领导和专家给予了高度评价和进一步的建议。而且有中央领导对未央区的作法作出了重要批示。
但对我印象颇深的，却是一件小事情。在组织这次研讨会时，郭大为提议泰山功夫，希望我们邀请一位网友参加，这位网友曾在网络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质疑未央区的作法。他的出发点是，听取不同意见，可以让我们做得更好。这位网友来后，特别感慨地说，他当时写那篇评论，是对未央区的做法表示质疑、批评的，结果未央区的领导看了以后，没有对他恼怒，更没有派警察来抓他，而是热情地邀请我到这里来做客。
作者早期采访郭大为的文章截屏
后来这位网友在网上继续发表文章说：有度量的人雅高卡，他会赢得人们从内心发出的尊重。
还有一个细节，有一次采访结束，正是午饭，他邀请我到未央区政府的食堂吃饭，去了哪里，发现每个人都在胸前挂块围嘴，为了避免饭菜洒在衣服上。他说，这是他要求的，作为领导干部，要注意自己的形象，整天邋里邋遢的人，也把事情做不好。
还有一次，和他在机关的院子里走路时，看到地上有张废报纸，他弯腰捡起来，扔到了垃圾桶里罗静恩。我在未央区的一位同学说，有好多同事都看到过书记随手捡垃圾的事情，慢慢大家也就行动起来。后来我曾和郭大为聊起这些细节，他说，要求别人做的，领导自己先要做到，否则那不是说假话吗，再高深的理念，其实也就是一些简单的常识，最简单总结一句，就是说人话、做人事。
我采访过上百个官员，基本上都是采访之后就不再关注，但郭大为的这些作法，让我感觉不一样，不仅开明，还洋气，很实在，还特别谦卑。尤其是在陕西这个西部落后省份，是有些另类。所以也就多了一些关注厉槟源。
再后来，他去陕西省委组织部当副部长，也算是上级对他所做出的改革的一种认可。在当年，我也离开了媒体行业，去深圳创办了一家慈善机构，专门帮助那些被社会所遗忘的抗战老兵。我们的工作没有了交集，除过逢年过节礼节性的问候，也很少再联系。
直到两年后的一天，他给我打来电话，说组织安排他去我的家乡做市长，征询我的建议，我说，你学学张铁民吧。他还说，希望邀请我回铜川任职，为家乡的宣传做点事情，我没有答应，一个是抗战老兵的事情还没有眉目，二是对于我这个邋遢懒散的人来说，在他手下做事会比较痛苦。
直到今天，我都没有把和他认识的事情告诉在铜川的亲戚和朋友，害怕有太多的人情。我和他的交往，如同君子之交，是建立在共同的认知和认可之上，都希望通过一已以力，为这个社会做一点事情。对于人情方面的私事，我很难张口，他也不会滥用职权。
但基于工作层面的，我会直接联系他。我曾把铜川的抗战老兵名单发给他，希望政府能给他们一些照顾城市判官，他立刻安排民政局落实，成为全国第一个由政府出资给原国民党抗战老兵发放生活费的地市。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这的确需要一定的魄力。
他刚到铜川当市长不久王靖云，我曾找人侧面做了一些了解，几乎所有人都说，这是省上空降的干部，来这里是镀金的，谁会安心来做事。那年春节我回老家，得知他在值班，就约在大年初一那天一起去看望贫困户，活动结束后，他沉着脸告诉随行的秘书长：今天我在大街上，没有看到公安局的领导值班，以后每年初一我都会值班，我希望铜川的各级领导能和我一样。
我内心里坚信，他不会让我失望的，给一些时间，他一定会让铜川人觉得，这个领导不一样！
四
再后来，我不停看到关于家乡的报道，尤其是关于环境变化的，2015年全年收获269个蓝天，“铜川蓝”已经成为常态，而人工饲养的朱鹮多次成功野外放养。尤其是当我看到铜川被命名为国家卫生城市时，我简直不可思议，这是我的家乡吗？这座因煤而兴的城市，终于以壮士断腕式的勇气和魄力，获得了新生。
落户铜川的朱鹮(图片来自铜川政府官网截图)
环境的改善，也让市民的生活幸福感增强，开车再也不用关着窗户，种的花草很容易就成活了，吃的蔬菜越来越环保。
还有，旅游开发所获得的成绩，也令人瞩目。只有当我去了更多地方之后，我才知道，我们其实拥有很多的资源，以前之所以抱着金娃娃却在讨饭吃，彭家驹根本原因是观念落后、格局太小。
从不同渠道，我也经常听到关于郭大为的消息。比如说，他要求干部把钥匙不要挂在裤腰上，走路时哗拉哗拉响，显得很不雅。这个细节让我会心一笑，我知道这是他的风格，就像当年在未央区食堂吃饭时要求系上围嘴一样，这种细节上的要求，带来的是一股清新的气象，是理念上的撞击，而铜川这个偏僻落后的城市的重生，一定是要从这些细节做起的。
我有一位堂哥在教育部门工作，说在今年的教师节庆祝会上，郭大为讲话时，开场就说：见到老师喊“起立”，说“老师好”，这是我们每个人在学生阶段养成的习惯性动作。今天，在座的许多同志，我想从小学到中学，可能都是喊“起立”的同学。那时候很激动，在老师将上未上讲台的时候喊“起立”，待老师走到讲台上给同学们行注目礼后，再喊“请坐下”。这其实就是一种对教师尊重的具体表现。此时此刻，请允许我喊一声“起立”，请坐在台上的领导同志起立，向全场的各位老师致敬！
参加会议的堂哥说，全场的老师为此特别感动，掌声雷动。
我后来查询了铜川政府网，找到了这段讲话，上面注明“根据现场录音整理”，郭的很多讲话，都是这样注明，很明显，这些口语化的发自内心的文字，不会是秘书提前写好的。这或许就是他曾经给我说的“说人话”吧。
2013年5月11日，郭大为(右三)到秀房沟煤矿下井检查安全生产
我有一位做警察的朋友说，有一次他晚上在马路上值班，外面太冷，就躺在车椅上犯迷，忽然听到有人敲车窗，朗诗未来树抬头一看，是正在路上散步的郭书记，吓得他赶快出来，以为要被收拾，结果郭书记告诉他，小心别感冒。一句暖心的话，让他以后再也不敢轻心了。有很多市民都在街头看到散步的郭大为，不停地和大家聊天打招呼。有人还看到他坐着公交车去老区检查工作。
但是对领导干部，郭大为却特别严厉，经常微服私访，发现问题，一个电话打过去，部门一把手马上到现场来处理。就像他在报纸上写的文章《抓干部就是为了抓发展》，形式虽然有些官样的文章里，是他真实意愿的表达。而他自己也以身作则，后来我才知道，他到铜川工作后，让妻子辞去工作，陪他一起到铜川，照顾他的生活，安家于此，只有到了周末，他们才会开着自己的汽车回西安看望父母。以我对他的了解，这不是作秀，是真的希望起到一个带头作用。
在很多普通铜川市民眼里，都觉得这个领导和其他领导“不一样”，甚至流行起“男神书记”的称呼。
做好了小节，才会有大为。
在我的行李箱中，始终会放着一双崭新的鞋垫，舍不得穿，像护身符一样，陪我走遍了整个中国。那是奶奶留给我的最后一双鞋垫。
曾经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的内心始终感觉在漂泊，那些一个比一个繁华的大都市，做到极致的美味，如画的山水，从来都无法让我静下心来，而故乡，却曾是我羞于向别人启齿的一个地方，我就像一个找不到家的孩子。
而如今，故乡的变化让我似乎找回了这份体面，更重要的是，那些举家来到家乡任职的父母官，将缔造一方福祉作为使命，这种在当下较为稀缺的精神让我感动，更让我顿生惭愧，外来主政者未因落后而懈怠西游后传，而我有什么理由抱怨故乡的丑陋，我又为改变做了些什么？
铁打的故乡，流水的官。很感激，那些外来的父母官们，他们的倾心付出为这个城市带来改变，也让我顿悟了一个游子之于故乡的责任和担当，从而找回了内心的归属与平静，是我的福分，也是这个城市的福分。
忘了告诉你，屽，读gai，平声。如果你也认识了这个字，你也就是我的乡亲。
2016年11月22于返乡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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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华商报黄堡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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