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 炎黄祭祀与文化认同、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 霍彦儒-炎帝故里论坛
炎黄祭祀与文化认同、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
文/霍彦儒
所谓认同，有两种解释：一种是从心理学的角度解说彦摩吕，即指体认与模仿他人或团体之态度行为，使其成为个人人格一个部分的心理历程；一种是从社会学的角度解释：“泛指个人与他人有共同的想法。人们在交往过程中，为他人的感情和经验所同化，或者自己的感情和经验足以同化他人，彼此间产生内心的默契。”不管是心理学解释，还是社会学解释，归结到一点，即二者皆有 “共同的想法”或是“内心的默契”。也就说，群体内的每个成员对外界的一些重大事件与原则问题，通常能有共同的认识与评价早稻田文化馆。
根据此定义，所谓文化认同，就是指群体内的每个成员在价值理念上对一种文化现象有共同的认知和评价；在心理行为上，具有共同的心理愿望和行为趋向。炎黄祭祀，从祭拜始祖的角度说局外人朝小诚，包含两个层次，一是血缘，一是人文。所以说，我们今天祭祀炎黄二帝，既是一种血亲始祖的血缘认同，也是一种人文始祖的文化认同。因而，不同的群体和个体时空大盗，共同参加炎黄二帝祭祀典礼，可以达到不同层次的认同和心理满足，或是血缘的零班编年史，或是文化的，或是二者兼而有之。再说，炎黄二帝所创造的炎黄文化，既是中华文化的源头文化，也是中华传统文化。其祭祀本身，就是一种体现德孝文化的群体活动。为此，举办祭祀炎黄活动，是增强文化认同的一条重要途径。
文化认同是民族认同的基础。只有产生了文化认同感即文化认同意识，才能在此基础上，产生民族认同感，也就是民族认同意识。所谓民族认同感，通俗地说，就是同一民族的人之间存在着一种族属亲近感、文化认同感。它有狭义、广义之分。狭义的民族认同是指同一民族的人感觉到大家是同属于一个共同的心理素质。它不但包括个体对群体的归属感，而且还包括个体对自己所属群体的积极评价，以及个体对群体活动的卷入情况等。广义的民族认同感不仅包括个体对本民族的信念、态度和行为卷入情况，而且还包括个体对他民族的信念、态度和行为卷入情况。在单一民族国家，民族认同往往与国家认同是重叠的，但是在多民族国家，国家认同是较民族认同更高层次的认同。民族认同感包括以下几个要素： 民族自我认同、民族归属感、民族态度和民族社会参与和文化实践等。在今天，中华民族的民族认同可以分为三个层面，一是共同的民族渊源，二是共同的民族文化，三是共同的国家——中国，这三个层面共同构成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即认同感。
这里所说的增强民族认同感，就是增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意识。即通过一年一度的公祭炎黄活动鹅毛竹，认同中华民族源于炎黄而形成为“多元一体”；认同中华民族文化源远流长而形成为共同的文化心理和文化符号；认同今天的中国是生活于这片土地上56个民族以及海外华人华侨的共有祖国。以此可以看出，认同、认同感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是多么的重要！
我们说，千百年来，无论是华夏/汉民族，还是历史上的少数民族，凡是生活于大陆或生活在海外的华人，对炎黄二帝这位中华民族人文始祖的崇敬，对炎黄二帝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从中华儿女自古以来自称为“炎黄子孙”，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寻根”意识，就是最好地说明。例如，尤其在时隔数千年后的今天，在停止公祭炎帝、黄帝近百年的今天，炎黄二帝的祭祀，且能迅速兴起，其参加人员之多之广、影响之大之深逍遥邪后，除与所在地政府的倡导、支持有一定因素外，其深层原因缘于与海内外“炎黄子孙”的认同是分不开的何荣锋。例如，自2010年起，台湾中华神农大帝协进会等社会团体每年组织岛内60余家神农宫庙的信众及台湾企业联合会成员及台湾各界代表五六百人赴湖南炎陵县炎帝陵，与当地民众共同举办祭祀炎帝典礼、开展文艺演出活动、召开炎黄文化研讨会、举办经贸洽谈会等。另外，台湾专家学者和神农、黄帝宫庙的信众，还多次前往黄陵、宝鸡、随州、高平等地，参加公祭炎帝、黄帝典礼和学术研讨会或论坛。通过这一系列的文化、经济交流活动，加强了两岸同胞的认同，增强了两岸人民的互信，为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向心力发挥了积极作用光能勇士。正如参加2014年随州甲午年世界华人炎帝故里寻根节的全国人大原副委员长许嘉璐先生所说：“举办寻根节是一项非常有意义的活动，很能触动和凝聚全球华人尤其是两岸四地炎黄子孙的感情。”祭祀炎帝、黄帝“已成为整合居民向心力的表征”。台湾著名学者李亦园先生亦说：“黄帝的形貌如何较不重要，重要的是黄帝确确实实存在于人们心中，逐渐成为中华民族凝聚的一股力量。”据赵建昌、高强二位先生问卷调查统计，全国有92.6%（黄帝）和82.6%（炎帝）被调查对象认为应该祭祀炎黄二帝，认为祭祀炎黄二帝能够增强中华民族的团结，是培养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有效途径仙魔战记。
民族认同又是国家认同的基础、前提。没有民族的认同也就没有国家的认同和统一。尤其对我们这个有着众多民族的国家来说，只有民族的认同、凝聚，才能谈到国家的认同和统一；只有在民族认同的基础上，才能上升到国家的认同，才能实现海峡两岸的和平统一。否则，国家认同和统一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回顾中国的历史，每当一个王朝的更迭，为什么新登基的皇帝往往要将炎黄与其祖先和其他帝王一样进行祭祀，就连少数民族的黄帝也不例外，自称自己为炎黄二帝的后裔，其目的，就是增强对其皇权的认同，在那个“甲天下”时代，皇权就是政权，朝廷就是政府，就是代表国家。所以桃色名单，通过祭祀炎黄二帝，表明其统治为炎黄以来华夏民族正统皇权的延续，刘欣美以此增强朝廷内外、上下凝聚力，进而提高对国家（朝庭）的认同，以巩固其皇位、皇权。王莽尊黄，为了表明其篡权的合法性；满清人频繁祭祀炎帝、黄帝，以表明其统治的正统性，也是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认同。所以，今天我们祭祀炎黄则是达到民族认同、民族凝聚，进而实现国家认同、统一的有效途径和重要形式。
那么，为什么公祭炎黄二帝能增强文化、民族、国家的认同感？我们说今天祭祀炎帝、黄帝，摒弃了作为天神的炎帝、黄帝观念，淡化了作为帝王的炎帝、黄帝观念，重新突出了作为始祖的和人文的炎帝、黄帝观念。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祭祀炎帝、黄帝，是从国家统一，民族凝聚和伟大复兴为其出发点和归宿点。所以，从对祭祀内容和仪式的设计上，突出了始祖形象和文化内涵，不仅有传统的礼仪形式，如敬献“三牢”，供奉珍馐佳肴、时令水果，烧香化纸，而且与时代结合，又有现代之礼仪形式，如敬送花篮、三鞠躬等。在这庄严肃穆的背景和氛围下，置身祭祀其中的群体和个人，必然受其感染，其心灵、精神必然产生震撼、受到陶冶、净化和升华，同时其心理也必然对祭祀对象产生文化、民族、国家的认同，即认同感。当然，这种认同感的形成，不是一朝一夕而为之所能实现的，而要经过周而复始，不间断、不停顿的进行。才能在潜移默化中逐渐形成。当然，这种认同感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可能在某种情况下，或在某种环境中，发生淡化甚至走向反面。所以，这种认同感要通过反复的进行，就如同爱国主义教育一样。如此，才能得到保持，并进而逐渐得到强化，形成一种稳定的思想意识。一年一度的具有代表性的炎黄祭祀正是形成认同和认同感的最好形式和途径。这也是数千年来盛而不衰的一个重要原因。
当今，我们通过炎黄祭祀陈旭然，达到文化认同、民族认同、国家认同，不仅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而且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我们知道，当前，在国际上，在一些国家和地区，还存在着反华势力，妄图抹黑中国、遏制崛起、分裂中华民族。以美国为首的一些无良国家，不断在周边海域、尤其是南海以“航行自由” 为借口，桂平西山茶或以中国南海建岛“军事化”，大肆炒作“中国军事威胁”论，进行不断挑衅。在国内，台湾、香港以及流亡国外的“台独”、“港独”、“藏独”分子，妄图搞“两个中国”和 “一中一台”、或“一中一港”、“一中一藏”， 达到分裂中国、分裂中华民族之目的。在边疆一些地区还存在着与境外相互勾结的恐怖分子，制造杀人放火事件，企图搞乱中国，挑起民族仇视，搞乱社会秩序。在社会上，有一些人还存在着崇洋媚外思想和借某个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缺点、错误，或借现行政策的不完善等，夸大其辞盛宠枕边妻，散步流言，抹黑共产党，反对共产党，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尽管这些是极少数人，但他们的能量不可低估，具有相当大的隐蔽性、煽动性和破坏性。这一切，都对文化认同，民族认同、国家认同提出了挑战伊建莉。所以，从政府层面、国家层面，通过举行炎黄祭祀，这是承扬优秀文化，凝聚中华民族，保证国家长治久安的非常之举，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
作者简介：霍彦儒，男，生于1947年9月25日（农历8月11日）。陕西扶风人。大专。研究员。中共党员。曾先后在中学、成人高校任教，《宝鸡社会科学》编辑部、宝鸡市社会科学研究所任主任、负责人。现任宝鸡炎帝与周秦文化研究会会长、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理事等职。被宝鸡市人民政府聘任为宝鸡市城市规划委员会专家组成员和《宝鸡历史文化丛书》编委会副总编，又被市文化局和陕西省社科院宝鸡分院聘任为宝鸡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专家评审组成员和陕西省社科院宝鸡分院特约研究员。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在教学之余，曾创作、发表小说和文学评论多篇，主编高校文科教材《新编文学理论》（合作）。自1990年以来，主要从事炎帝·姜炎文化及先秦地域历史文化研究。20多年来，先后编著出版了《炎帝传》（合著）、《孺子文集》（上下）、《陕西省志·炎帝志》、《商周金文编——宝鸡出土青铜器铭文集成》（合著）等20余部著作，约900万字。在《光明日报》、《中央民族大学学报》等报刊发表学术论文（文章）120余篇。主持和参与承担国家、省、市哲学社科基金课题6项，主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区大典·宝鸡分卷》编写工作。先后获省、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10余次。其中两项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提出了宝鸡渭水流域新石器文化发展阶段分为“前姜炎文化”、“姜炎文化”、“后姜炎文化”的观点,又分别提出了“炎黄学”和“渭河文明”等命题。另外，在此期间，主持筹备、召开了“炎帝与汉民族”、“炎帝与中国传统文化”“炎帝·姜炎文化与民生”等国际、国内大型学术研讨会7次，应邀参加国际、国内有关方面学术研讨会40多次。主编《宝鸡社会科学》50余期。1999年被授予“宝鸡市有突出贡献拔尖人才”。2011年被评为陕西省社科普及先进工作者。个人研究成果曾在《宝鸡日报》、市电视台等多家媒体报道，传略曾先后被《中国名人录》、《中外名人辞典》等多种大型辞书收录。
弘扬传统文化，
传递正能量，
做有道德的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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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黄祭祀与文化认同、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
文/霍彦儒
所谓认同，有两种解释：一种是从心理学的角度解说彦摩吕，即指体认与模仿他人或团体之态度行为，使其成为个人人格一个部分的心理历程；一种是从社会学的角度解释：“泛指个人与他人有共同的想法。人们在交往过程中，为他人的感情和经验所同化，或者自己的感情和经验足以同化他人，彼此间产生内心的默契。”不管是心理学解释，还是社会学解释，归结到一点，即二者皆有 “共同的想法”或是“内心的默契”。也就说，群体内的每个成员对外界的一些重大事件与原则问题，通常能有共同的认识与评价早稻田文化馆。
根据此定义，所谓文化认同，就是指群体内的每个成员在价值理念上对一种文化现象有共同的认知和评价；在心理行为上，具有共同的心理愿望和行为趋向。炎黄祭祀，从祭拜始祖的角度说局外人朝小诚，包含两个层次，一是血缘，一是人文。所以说，我们今天祭祀炎黄二帝，既是一种血亲始祖的血缘认同，也是一种人文始祖的文化认同。因而，不同的群体和个体时空大盗，共同参加炎黄二帝祭祀典礼，可以达到不同层次的认同和心理满足，或是血缘的零班编年史，或是文化的，或是二者兼而有之。再说，炎黄二帝所创造的炎黄文化，既是中华文化的源头文化，也是中华传统文化。其祭祀本身，就是一种体现德孝文化的群体活动。为此，举办祭祀炎黄活动，是增强文化认同的一条重要途径。
文化认同是民族认同的基础。只有产生了文化认同感即文化认同意识，才能在此基础上，产生民族认同感，也就是民族认同意识。所谓民族认同感，通俗地说，就是同一民族的人之间存在着一种族属亲近感、文化认同感。它有狭义、广义之分。狭义的民族认同是指同一民族的人感觉到大家是同属于一个共同的心理素质。它不但包括个体对群体的归属感，而且还包括个体对自己所属群体的积极评价，以及个体对群体活动的卷入情况等。广义的民族认同感不仅包括个体对本民族的信念、态度和行为卷入情况，而且还包括个体对他民族的信念、态度和行为卷入情况。在单一民族国家，民族认同往往与国家认同是重叠的，但是在多民族国家，国家认同是较民族认同更高层次的认同。民族认同感包括以下几个要素： 民族自我认同、民族归属感、民族态度和民族社会参与和文化实践等。在今天，中华民族的民族认同可以分为三个层面，一是共同的民族渊源，二是共同的民族文化，三是共同的国家——中国，这三个层面共同构成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即认同感。
这里所说的增强民族认同感，就是增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意识。即通过一年一度的公祭炎黄活动鹅毛竹，认同中华民族源于炎黄而形成为“多元一体”；认同中华民族文化源远流长而形成为共同的文化心理和文化符号；认同今天的中国是生活于这片土地上56个民族以及海外华人华侨的共有祖国。以此可以看出，认同、认同感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是多么的重要！
我们说，千百年来，无论是华夏/汉民族，还是历史上的少数民族，凡是生活于大陆或生活在海外的华人，对炎黄二帝这位中华民族人文始祖的崇敬，对炎黄二帝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从中华儿女自古以来自称为“炎黄子孙”，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寻根”意识，就是最好地说明。例如，尤其在时隔数千年后的今天，在停止公祭炎帝、黄帝近百年的今天，炎黄二帝的祭祀，且能迅速兴起，其参加人员之多之广、影响之大之深逍遥邪后，除与所在地政府的倡导、支持有一定因素外，其深层原因缘于与海内外“炎黄子孙”的认同是分不开的何荣锋。例如，自2010年起，台湾中华神农大帝协进会等社会团体每年组织岛内60余家神农宫庙的信众及台湾企业联合会成员及台湾各界代表五六百人赴湖南炎陵县炎帝陵，与当地民众共同举办祭祀炎帝典礼、开展文艺演出活动、召开炎黄文化研讨会、举办经贸洽谈会等。另外，台湾专家学者和神农、黄帝宫庙的信众，还多次前往黄陵、宝鸡、随州、高平等地，参加公祭炎帝、黄帝典礼和学术研讨会或论坛。通过这一系列的文化、经济交流活动，加强了两岸同胞的认同，增强了两岸人民的互信，为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向心力发挥了积极作用光能勇士。正如参加2014年随州甲午年世界华人炎帝故里寻根节的全国人大原副委员长许嘉璐先生所说：“举办寻根节是一项非常有意义的活动，很能触动和凝聚全球华人尤其是两岸四地炎黄子孙的感情。”祭祀炎帝、黄帝“已成为整合居民向心力的表征”。台湾著名学者李亦园先生亦说：“黄帝的形貌如何较不重要，重要的是黄帝确确实实存在于人们心中，逐渐成为中华民族凝聚的一股力量。”据赵建昌、高强二位先生问卷调查统计，全国有92.6%（黄帝）和82.6%（炎帝）被调查对象认为应该祭祀炎黄二帝，认为祭祀炎黄二帝能够增强中华民族的团结，是培养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有效途径仙魔战记。
民族认同又是国家认同的基础、前提。没有民族的认同也就没有国家的认同和统一。尤其对我们这个有着众多民族的国家来说，只有民族的认同、凝聚，才能谈到国家的认同和统一；只有在民族认同的基础上，才能上升到国家的认同，才能实现海峡两岸的和平统一。否则，国家认同和统一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回顾中国的历史，每当一个王朝的更迭，为什么新登基的皇帝往往要将炎黄与其祖先和其他帝王一样进行祭祀，就连少数民族的黄帝也不例外，自称自己为炎黄二帝的后裔，其目的，就是增强对其皇权的认同，在那个“甲天下”时代，皇权就是政权，朝廷就是政府，就是代表国家。所以桃色名单，通过祭祀炎黄二帝，表明其统治为炎黄以来华夏民族正统皇权的延续，刘欣美以此增强朝廷内外、上下凝聚力，进而提高对国家（朝庭）的认同，以巩固其皇位、皇权。王莽尊黄，为了表明其篡权的合法性；满清人频繁祭祀炎帝、黄帝，以表明其统治的正统性，也是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认同。所以，今天我们祭祀炎黄则是达到民族认同、民族凝聚，进而实现国家认同、统一的有效途径和重要形式。
那么，为什么公祭炎黄二帝能增强文化、民族、国家的认同感？我们说今天祭祀炎帝、黄帝，摒弃了作为天神的炎帝、黄帝观念，淡化了作为帝王的炎帝、黄帝观念，重新突出了作为始祖的和人文的炎帝、黄帝观念。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祭祀炎帝、黄帝，是从国家统一，民族凝聚和伟大复兴为其出发点和归宿点。所以，从对祭祀内容和仪式的设计上，突出了始祖形象和文化内涵，不仅有传统的礼仪形式，如敬献“三牢”，供奉珍馐佳肴、时令水果，烧香化纸，而且与时代结合，又有现代之礼仪形式，如敬送花篮、三鞠躬等。在这庄严肃穆的背景和氛围下，置身祭祀其中的群体和个人，必然受其感染，其心灵、精神必然产生震撼、受到陶冶、净化和升华，同时其心理也必然对祭祀对象产生文化、民族、国家的认同，即认同感。当然，这种认同感的形成，不是一朝一夕而为之所能实现的，而要经过周而复始，不间断、不停顿的进行。才能在潜移默化中逐渐形成。当然，这种认同感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可能在某种情况下，或在某种环境中，发生淡化甚至走向反面。所以，这种认同感要通过反复的进行，就如同爱国主义教育一样。如此，才能得到保持，并进而逐渐得到强化，形成一种稳定的思想意识。一年一度的具有代表性的炎黄祭祀正是形成认同和认同感的最好形式和途径。这也是数千年来盛而不衰的一个重要原因。
当今，我们通过炎黄祭祀陈旭然，达到文化认同、民族认同、国家认同，不仅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而且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我们知道，当前，在国际上，在一些国家和地区，还存在着反华势力，妄图抹黑中国、遏制崛起、分裂中华民族。以美国为首的一些无良国家，不断在周边海域、尤其是南海以“航行自由” 为借口，桂平西山茶或以中国南海建岛“军事化”，大肆炒作“中国军事威胁”论，进行不断挑衅。在国内，台湾、香港以及流亡国外的“台独”、“港独”、“藏独”分子，妄图搞“两个中国”和 “一中一台”、或“一中一港”、“一中一藏”， 达到分裂中国、分裂中华民族之目的。在边疆一些地区还存在着与境外相互勾结的恐怖分子，制造杀人放火事件，企图搞乱中国，挑起民族仇视，搞乱社会秩序。在社会上，有一些人还存在着崇洋媚外思想和借某个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缺点、错误，或借现行政策的不完善等，夸大其辞盛宠枕边妻，散步流言，抹黑共产党，反对共产党，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尽管这些是极少数人，但他们的能量不可低估，具有相当大的隐蔽性、煽动性和破坏性。这一切，都对文化认同，民族认同、国家认同提出了挑战伊建莉。所以，从政府层面、国家层面，通过举行炎黄祭祀，这是承扬优秀文化，凝聚中华民族，保证国家长治久安的非常之举，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
作者简介：霍彦儒，男，生于1947年9月25日（农历8月11日）。陕西扶风人。大专。研究员。中共党员。曾先后在中学、成人高校任教，《宝鸡社会科学》编辑部、宝鸡市社会科学研究所任主任、负责人。现任宝鸡炎帝与周秦文化研究会会长、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理事等职。被宝鸡市人民政府聘任为宝鸡市城市规划委员会专家组成员和《宝鸡历史文化丛书》编委会副总编，又被市文化局和陕西省社科院宝鸡分院聘任为宝鸡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专家评审组成员和陕西省社科院宝鸡分院特约研究员。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在教学之余，曾创作、发表小说和文学评论多篇，主编高校文科教材《新编文学理论》（合作）。自1990年以来，主要从事炎帝·姜炎文化及先秦地域历史文化研究。20多年来，先后编著出版了《炎帝传》（合著）、《孺子文集》（上下）、《陕西省志·炎帝志》、《商周金文编——宝鸡出土青铜器铭文集成》（合著）等20余部著作，约900万字。在《光明日报》、《中央民族大学学报》等报刊发表学术论文（文章）120余篇。主持和参与承担国家、省、市哲学社科基金课题6项，主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区大典·宝鸡分卷》编写工作。先后获省、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10余次。其中两项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提出了宝鸡渭水流域新石器文化发展阶段分为“前姜炎文化”、“姜炎文化”、“后姜炎文化”的观点,又分别提出了“炎黄学”和“渭河文明”等命题。另外，在此期间，主持筹备、召开了“炎帝与汉民族”、“炎帝与中国传统文化”“炎帝·姜炎文化与民生”等国际、国内大型学术研讨会7次，应邀参加国际、国内有关方面学术研讨会40多次。主编《宝鸡社会科学》50余期。1999年被授予“宝鸡市有突出贡献拔尖人才”。2011年被评为陕西省社科普及先进工作者。个人研究成果曾在《宝鸡日报》、市电视台等多家媒体报道，传略曾先后被《中国名人录》、《中外名人辞典》等多种大型辞书收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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